近日，一则“女子考公五年，患精神分裂症”的新闻火了。据报道，这名四川女子在父母的压力下已经连续考公五年，但却仍然未能“上岸”。目前，女子已经处于精神分裂状态，“日常扬言自己是局长”。舆论场上不少声音感慨这是“当代范进”，或者更贴切地说是“被迫穿着长衫不放的孔乙己”。

但从新闻报道来看，此事的细节仍然有待厘清。报道称，母亲说女儿从去年开始就有一些异常行为，最近与家人对话也答非所问，说出了“自己是局长”的话。那么，“父母强制女儿说”就有值得商榷的余地。从这段描述来看，父母似乎是无奈的旁观者，从去年至今都无法扭转女儿的精神状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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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报道来看，这名女子在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没找工作，长期处于“脱产考公”状态。也就是说靠父母养着，那父母希望她早日找到工作自食其力也是可以理解的，能通过考公“上岸”肯定是比较理想。

此事也折射出一个现实：社会大众对于女性“脱产考公/考编/考研”一向是理解的、宽容的，甚至有“女生上岸是唯一出路”的说法。报道中母亲“说女儿没出息”的含义恐怕是“没考上，没出息”而不是“考公本身没出息”。

“女性似乎比男性更热衷考公考编”的现状，是有一定根据的，与长期以来高等教育的变迁相关。教育部公布的《各级各类教育在校生情况》数据显示，2021年普通本科女生比例已达53.25%，研究生比例也有51.54%之多（硕士则有53.23%），也就是本科与硕士均女多于男，而且这一格局已经持续多年了。这显然是与各级高校的大力扩招分不开的。

在高等教育持续扩招的过程中，人文社科专业的扩招幅度远超理工科，这也与其学科特性有关：更容易满足各级高校“改校名、建新区，多招人”的扩容需要。同时，文科专业“女多男少”也是可以印证的事实判断。根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21年的一项统计，文史类专业中超七成都是女生，社科类近六成学生也是女性，而在理工类，女生比例不到三分之一。

根据智联招聘《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》的数据，2022年人文学科毕业生的就业签约率不到理科生的一半。在今年这个“史上最多毕业生季”，这种现象恐怕还要继续下去。

这才是“考公热”后面的真相：人文学科就业率要低于理工科；在这种背景下，文科生考公热、考研热就不难理解了。

教育部全国研究生志愿采集系统数据显示，硕士研究生报考人群中，女性群体占60%，男性群体占40%。事实上硕士研究生女性占比为53.23%（2019年数据）。而对文科生来说，无论本科或是硕士毕业，“考公”是一个重要的就业渠道。在文科女性远多于男的背景下，可以推断，考公热中，女性占比应该也是要高于男性的。

所以，社会观念、就业形势、不同性别对文理工的不同偏好等多重因素，造就了这则“女生脱产考公五年”的新闻。

2021年，央行工作论文的一句“东南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文科生太多”引发不少争议。尽管这句话本身在逻辑上是错的（事实上东南亚理科生更多，掉入陷阱更要归咎于产业结构等其他问题），但在当前经济形势之下，人文社科毕业生就业困难、不得不乞灵于“考编”则是可以成立的事实判断，有大学甚至开设“公务员专业”，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。

“自由职业”“数字游民”“零工经济”“斜杠青年”这类热词，也显示毕业生尤其是文科毕业生在当今就业市场上的尴尬地位。经济下行让创造性岗位随之减少，对文科专业毕业生的冲击尤其剧烈。面对“打零工”“应付狗屁工作”或是干脆失业的风险，寻求体制庇护就几乎成了“不愿脱下长衫”的文科毕业生的唯一选择。

事实上，人文社科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是个全球性问题。它们在大幅扩招之后褪下了“精英教育”的光环，不得不直面就业市场供需规律的挑战。近日《纽约客》长文《英文专业的终结》指出，美国过去十年中学习英文与历史专业的人数下降了整整三分之一，人文学科入学率也总体下降了17%。

美国学者彼得•图尔钦在2010年就提出“精英过剩”理论：美国因人口增长与学历通胀而形成“精英过剩”，大量文科专业学生满怀希望走向大学课堂，然而毕业之后却没有那么多“精英”的位子给他们。幻灭的一代人势必制造、传播更趋激进的思想，以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搅动全社会。

图尔钦的预言在十年后得到了验证：美国社会越来越极化，文化/种族/性别理论越来越激进，但着实看不出能给美国带来多少“进步”。因此，改革高等教育尤其是文科教育已是迫在眉睫之事。

教育部在2020年11月3日发布的《新文科建设宣言》提出“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”，正是切中当下文科教育问题的应时之言。其中，“专业优化”“课程提质”“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文科人才”颇能切中时弊，堪称“新文科”的远景理想目标。有理由相信，“新文科”的目的绝不是让毕业生执著于“考公五年”这样的“长衫”，而是让身段更加灵活，穿出款式更为丰富的衣衫，直面未来的挑战。

王兢